钱锺书为何不读研究生？

  晚年钱锺书被学界誉为“文化昆仑”，但以他毕业清华、留学英法的学习经历，学历背景又为何止于“学士”呢？当然，不是所有学问大家都要“博士”头衔，很多人并不热乎于此，陈寅恪即为典型。只是观照民国浓厚的留学读洋博士风气，钱锺书从清华到牛津也一直有机会取得更高的学位，但他为什么选择放弃呢？

  学生钱锺书系江苏省无锡县人，现年二十三岁，在本校文学院外国语文系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得称文学士。此证。

  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一书附有“辅仁中学的《本校历届毕业生》名单”，其中第八届（1929年）中第一位是“钱锺韩”，其次是“钱锺书”，介绍钱锺书时写为“北平清华大学肄业”。钱锺书既然已经从清华拿到毕业证为何还是“肄业”呢？个中原委从吴世英《毕业五十年杂感》中可略知大概：“1933年夏，钱锺书快要毕业的时候，华北局势恶化，日军侵犯热河，学校当局为了顾全学生的安全，提前放假，紧急疏散，第五级同学未经大考、毕业考，也没有一点仪式即毕业了。”（转引自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第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也就是说，钱锺书这一年毕业，清华什么都没举行，毕业论文估计也没写。后来在《围城》中，方鸿渐的一句话正道出了钱锺书本人的真实经历：“那么，她毕业的那一年，准有时局变动，学校提早结束，不用交论文，就送她毕业。”

  以钱锺书当时的水平和成绩，他一毕业就直接到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当毫无争议。外文系老师也确实有这个意愿，但他还是弃清华选光华，从而引起了后来的种种猜测。其实钱锺书之所以不在清华读研究生，根本原因是他想出国留学。在清华读书时他就流露出这种想法。他的清华同学石璞教授（著名外国文学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回忆道，她和钱锺书同学三年，大学时代的钱锺书很有思想和追求，除了上课以外，把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他们有一次在闲暇时交流学习心得，钱锺书无意间流露出了毕业以后到英国求学的想法，“没想到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钱同学就去了伦敦”。（石先生2007年7月8日百岁生日会上的回忆，引自豆瓣网钱锺书小组）

  国人留学海外肇始于1872年清朝政府派遣留童，此后至上世纪中叶，先后掀起几次留学热潮。与钱锺书有深交的许渊冲曾说：“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梦想，多是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梦想，多是出国留学；而留学回国后的梦想，多是成名成家。”（许渊冲《一弦一柱思华年》，《记钱锺书先生》，第60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说出了当时很多青年人的真实想法。季羡林说，“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便身价百倍。”（《季羡林留德回忆录》，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版）时局维艰，有个洋学历成了名利双收的事情。刘半农当初以中学都未毕业的身份就北大教授，就因受不了学院派教授的歧视，而发奋赴海外求学位，终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样未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钱穆，在得知钱锺书报考留英考试后，对他说一定要考上，“出洋镀金后大家自会另眼看待”。（《夏鼐日记》1978年10月4日）钱穆此语似有隐痛。

  对钱锺书这样想出国留学的毕业生来说，如在清华继续读研究生，有一点很要命，可能没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么钱锺书从清华一毕业为什么不就去参加公费留英考试，而是在两年之后呢？钱锺书毕业这一年，留英庚款公费生考送刚开始，到1944年结束，历时8年，每届少则9名，多则30名，共考送177名。国民政府教育部制订有《国外留学规程》，对出国留学有很严格的规定，除强调学习科目以理工农医为主外，还规定公费生的条件，必须是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同时要有两年以上专业工作经历。（《中国留学史萃》，第291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从后来考取庚款名单的资历一览表能够准确的看出，其中除一位任公职外，其他均在各大学任教职。这也是钱锺书一毕业就去光华大学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锺书蓄意投考中英庚款奖学金，而中英庚款规定，应试者必须有服务社会两年的经历，所以他急要去教书，取得应试资格。”（《听杨绛谈往事》，第8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而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韩与他同时大学本科毕业，为什么参加了当年的公费留学考试呢？是因为钱锺韩当年从国立交通大学毕业时，“成绩为全校之冠”，“以成绩特优，未经服务，保送应江苏省第一届公费留学生考试，成绩亦冠全军，录取第一”,“由江苏省公费送英留学”。（钱基厚《孙庵年谱》，《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35－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成绩特优，两年的服务期免了。可惜的是，钱锺书在清华毕业时，学校未举行毕业大考，故无成绩可据。秦贤次《钱锺书这个人》说，钱曾两个学年得到甲上，一个学年得到超等的破纪录成绩，最后一个学年无记录，“因时势动荡，学生纷纷离校，俱未参与毕业考试”。以他的成绩，如无意外，被保送考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夏，钱锺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当时钱基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因此钱锺书拒绝了进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建议，来到光华大学任讲师，讲授诗学、英文学。（《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第1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说法和后来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而入国立师范学院的缘由颇为类似。但不是根本原因。钱锺书到光华大学之后，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研”。据沈毓刚回忆说，1933年，他开始读中学，当时他的国文老师就和钱锺书住一个宿舍，钱锺书“在大学部教英文，刚从清华毕业，在做去牛津大学的准备”。（《钱锺书先生与晚报》，《新民晚报》1998年12月26日）

  1935年，钱锺书参加英庚款第三次留学生考试。钱基厚《孙庵年谱》：钱锺书“得分独多，全榜第一，以西洋文学系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他是24名录取学生中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留学生。从当时及此后公费留学的趋势来看，文科留学的名额是慢慢的变少。如1938年国民政府制订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凡往国外留学者一律暂以军、工、医各科与军事国防有关者为限，资格规定为公私立大学毕业后从事4年以上研究成绩突出者”。（《中国留学史萃》第292页）如果再向后推迟一两年，他就可能没机会公费出国留学了。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结婚后，夫妇二人同赴英伦。钱锺书被安排上牛津大学埃克塞特（Exeter）学院，攻读文学学士（B.Litt.）学位。作为庚款留学生，他不需要入学考试。“当时规定中英庚款留学生必须读B.Litt.学位。”“这是很清贵的学位，都是大学毕业后去念的。所以有人译作硕士或博士，其实相当于M.Phil.（Masterofphilosophy）。”（《一代才子钱锺书》第136、150页）杨宪益也是牛津毕业（自费），比钱锺书低两级，开始读的也是学士学位。他在《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中回忆道，“那年头，一个亚洲或非洲学生想要进牛津，很难。他们的机会仅仅是竞争在某个学院里的一两个名额而已”。（第38页）“那时在牛津大学各个学院就读的中国学生加起来为数也不满一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中国上完了大学，到牛津来攻读高级文学士学位（B.Litt.），或拿到一张证书，这只需一至两年就能完成。”（第51页）这说明初进牛津读学士学位是普遍的要求。杨绛说钱锺书对攻读文学学士“不甚乐意”。（《我们仨》第71页）

  钱锺书在牛津第一年的课程都是预备性质，有的课不必考试，有些课一定要经过严格考试，及格才能提论文题目，第二年才专写论文。论文提出后，口试及格即授予学位。从杨绛的回忆中不难发现，钱锺书读这个学位读得并不轻松。他当时最头痛的两门功课是古文书学（Paleography）和订书学，古文书学因为粗心还补考过。杨绛当时申请在牛津旁听。她在《我们仨》中说，她“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锺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第70－71页）钱锺书想继续读研究生的心此时开始动摇。

  1938年夏，钱锺书顺利通过论文口试，领到一张文学士文凭。“锺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锺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仨》，第90-91页）钱锺书就此完全打消继续读学位的想法。“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此时国内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担心迟了回不了国，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在巴黎大学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年8月就动身提前回国。留学生涯到此结束。

  在没有拿到牛津学士学位之前，钱锺书是打算继续读研究生拿更高学位的。在牛津的第三学期之后的暑假，他们到巴黎、瑞士走了一圈，在返回牛津之前，他们托在巴黎大学的同学盛澄华为他们代办了进巴黎大学注册入学的手续。“那时我们打算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需有二年学历，所以及早注册入学。”（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文集·文论戏剧卷》，第3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我们仨》，第83页）通过杨先生在《我们仨》中的介绍，当时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似乎很容易，博士论文甚至都有人代做。顺便一说，钱锺书此时对盛澄华颇有好感，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唯学位头衔是务”。（王辛笛《君子之交其淡如水》，《记钱锺书先生》，第20页）能够准确的看出他对求学位者的一些态度。但钱锺书在领到牛津的学位证书后，却失去了在巴黎大学读研究生的兴趣，“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我们仨》第91页）

  钱锺书如果继续在牛津读硕士、博士是不是同样很困难呢？按照杨先生的介绍，当时在牛津读研究生比本科要容易得多。她说“牛津还有一项一定要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锺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B.A.Honours）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我们仨》第72页）这就是上文杨绛所说的“吃饭制”。这种说法在杨宪益、朱光潜等人的回忆中也有类似表述。1940年，因为平时没用功，杨宪益的毕业考试只是勉强通过，得了个四等荣誉学位，成了“稀有动物”（得四等荣誉学位的人很少）。他说，当时在牛津，读满四年又取得荣誉学位的毕业生只要多付20英镑住宿费，无需再次考试就能获得一个额外的硕士学位。“我交了那20英镑，拿到了硕士学位”。（《漏船载酒忆当年》，第77页）这难道就是世界顶尖大学培养人才的方式？这和那些卖假文凭的野鸡大学又有啥不一样的区别？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想起陈寅恪早年对吴宓说的一句话：“吾留学生中，十之八九，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如果“再吃两年饭就是硕士”，那钱锺书要在牛津得此学位当时时间上已不允许了。因为到1938年，他的奖学金最多只能延期一年（《我们仨》第94页），这也是他们提前在巴黎大学注册的原因。如果时间宽裕，钱锺书是不是会重新考虑在牛津继续读研究生呢？从杨先生的文章和小说中隐约能看出，她还是希望钱锺书读到更高学位的。杨先生第一次在文章中谈及钱先生的学位，是名文《记钱锺书与〈围城〉》，当时写作“副博士”，很快就被人指出错误，此后她自己也予以了更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出了本小说《洗澡》，其中男女主人公颇似钱氏夫妇的写照。书中写道，许彦成在美国毕业后随老师去了英国，杜丽琳希望许彦成读个博士学位，但他只顾钻研他喜爱的学科，不看重学位。这说的不正是钱锺书吗？

  通过对钱锺书在英法留学过程的梳理能够准确的看出，他之所以没有继续读研究生，还在于当时为了得一个文学士学位，读得很辛苦，很不开心，为了这个学位，要读很多自己不感兴趣的书，浪费了时间。还有一点，如果他继续读研究生，时间、时局和经济上已经不允许了。这次不长的留学经历，他虽然没有载“誉”而归，以博士还乡，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回国在即，他脚还没踏上内地的土地，已有外交部、清华大学、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以及上海西童公学等处有意聘请他去就职，在以后的求职、任职、讲学、著述中，他的这段留学经历更是成了别人眼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招牌”。也许，留学的俗世目的已达到了——虽然钱锺书本人“始愿不及此”。

  学识与声名如钱锺书，是不是博士实际上并不重要。但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社会的势利与一般世人狭隘的视阈，可能多少会让以“学士”之身回国的钱锺书感到些许郁闷。这些郁闷的集中发泄是在《围城》之中。

  《围城》所描述的三十年代的民国，正是钱锺书出国时的背景。方鸿渐以学中国文学的身份游学欧洲几年，兴趣很广，心得全无，什么学位都没拿到。回国前遇到了烦心事：

  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代。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钱锺书发挥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不存在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钱锺书似有切身体会。为了应付父亲和岳父的虚荣心，方鸿渐无奈辗转从爱尔兰人手中买了个所谓的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唐小姐，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

  除在《围城》中集中表达了自己对学位的看法，钱锺书在其他著作及不同场合也多次谈及。在《谈艺录》中，他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人或偏废，而事常并行。”（《谈艺录》，第3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他还认为，不管是用朱注《四书》取士，还是其他文本，只要和功名考试联系起来，就会变俗：“官学功令，争为禽犊；士风流弊，必至于斯。即使尽舍《四书》朱注，而代之以汉儒之今古文经训，甚至定商鞅韩非之书、或马迁班固之史、若屈原杜甫之诗骚，为程文取士之本，亦终沦为富贵本子、试场题目、利禄之具而已，‘欲尊而反卑之’矣。”（第359页）可谓一针见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获得美国博士学位，回国后钱锺书笑着对其说：“这下好了，你‘痘’也出了，可以安心读书了。”（黄梅《和钱锺书先生做邻居》，《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这是他延续在《围城》里的一贯看法。

  从钱锺书的著作以及言谈能够准确的看出，他认为所谓博士及其论文根本不必过于重视，真正有学问的人，有学术价值的书，都不是因为是博士才会出现，学位与真正的学术是两码事。出过洋，拿到学位，增强了“免疫力”，获得了一个进入较高领域的通行证，受到一定的学术训练，也就可以了。他极其讨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徒有博士头衔、喜欢到处招摇炫耀的伪学者，学位在他们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在钱锺书的学位观念形成上，他早年海外求学的那段经历，显然产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钱锺书的学位观也表现在他归国之后的一些行为中。1938年，钱锺书从欧洲还没到国内时，已经应聘清华的教职（联大同时发了聘书）。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年之后，他又转往位于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而这两所学校，“海归”所占比例都不小。西南联大与国立师范学院里的“海归派”，对钱锺书应该是有影响的，至少直接影响了他创作的《围城》。西南联大成立时，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23人未曾留洋。即使是国立师范学院这样很不起眼的高校，虽然学生很少，但“海归”教师也不少。如，院长廖世承是美国勃朗大学哲学博士，虽然廖院长与钱基博是至交，可与他儿子钱锺书关系却不太好（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第9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教务主任兼生物学教授汪德耀是法国巴黎大学理学博士；英语系教授汪梧树是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教育系主任孟宪承是华盛顿大学硕士；教育系教授罗睿是美国希腊古大学教育硕士；谢承平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王克仁是留美教育硕士；高昌运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有趣的是，钱锺书进入国立师范学院后，他与父亲钱基博成了英语系与国文系职位最高而学位最低的人。两人同是系主任，钱锺书只是学士，而钱基博什么都不是。但父子二人在学院里的威望依旧很高的。在这样一个虚名林立、名不副实的小环境下，谁能说钱锺书能淡定处之呢？吴忠匡说钱锺书在国立师范学院时，看不起那些所谓的教授。（《记钱锺书先生》第131页）已经被许多人公认的是，国立师范学院里的人与事，后来多被写进《围城》里的三闾大学。据当年曾就读国立师院的陈思卓先生回忆，学校曾聘请两位美国籍博士来教授英文，钱公认为这事为何不先征得他这个系主任的同意，因此不予接纳。校长说：他们都是博士啊！钱公说：博士又怎样？博士究竟算得了什么！于是便把他们两人都请来谈话，大考了他们一阵，弄得这两位洋教授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于是钱公说：“只有这么一点水平，配做教授吗？只能做学生呢！”这两位洋人只好卷起行李怏怏离去了。结果廖世承校长也弄得十分尴尬。（刘衍文《漫话钱锺书先生》，《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第102-103页，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1949年后，钱锺书自己也没料到，他也被当起研究生导师，带起研究生。1949年8月26日，抵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锺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们仨》第123页）即使一年后调任进城翻译毛选，他仍兼管研究生，每周末回清华指导他所负责的研究生，直到毕业。但如今敢自言是钱锺书研究生的人基本上没有。据许渊冲说:“在清华教书时，钱先生还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他就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黄爱（雨石）。”（沉冰《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第237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黄雨石确实是钱锺书的研究生。他毕业后也来到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给老师打下手。他说：“说来惭愧，我真不配做钱锺书的学生，钱先生却百分之百地有资格当我的老师。”（《听杨绛谈往事》第255页）

  与钱锺书曾同在一起工作的郑永晓在回答钱为何不招研究生时说，“钱先生有言，先把《说文解字》读通了再考研究生不迟；字都认不全，读什么博士？”(潘小松《钱锺书先生轶闻》,《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第325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钱锺书似乎带过博士生，应是“博导”。能确定的是，钱锺书带研究生的时间不长，他本人很不愿意带研究生。1985年刘永翔去三里河拜访时曾问到是不是带研究生，他干脆地回答：“不带。研究生不是害你的，就是借你的名字卖野人头的。”（刘永翔《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翰墨缘》，《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第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先生早年未读博士，晚年却有海外大学主动送上门来。1979年访美归来后，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都要求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邀请他赴美讲学。张炯回忆说，钱先生在哈佛大学演讲，他的典雅英文和生动演讲内容赢得了哈佛师生的崇敬。之后，哈佛大学给他寄来要授予他名誉博士的通知，由于没有接到回信，对方以为他没有路费，又汇来3000元美金，也被他原封不动退回了。（《风范长存烛照学界——社会科学界部分学者追忆钱锺书先生》，《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2日）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曾以荣誉文学博士头衔和薪金之外另赠四千美元价值书籍为饵邀钱锺书前往讲学，先生辞却了。（《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03页）